改革开放40年，浙江对中国的3大贡献是什么？
在工作中，我常接触到知识产品的老师和企业的高管。每周末，我都会来和你分享一下本周的学习收获，希望能给你一些启示。
那么，作为浙江人，我要很不自谦地为家乡拉个票。
浙江很富，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第一，每380人中就有一个是千万富翁；中国民企500强里，浙江企业的数量连续20年蝉联第一；浙江还涌现出了马云、宗庆后、郭广昌、李书福、南存辉等闻名全国的浙商。
这样的成绩还有很多很多，但都不是我的重点，毕竟大家都听烂了。我今天要说的，是比成绩更宏观、更深刻的事情——改革开放40年浙江对中国的3大贡献。
01
浙江的第一大贡献，是创造性地摸索了改革发展的路径、方法乃至方向。
1982年5月，义乌的一名农妇冯爱倩，在县委大院门口激动地拦住了县委书记谢高华，要为她被没收的小商品货物讨个说法。县委书记与农妇的争论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最终引出了义乌的一项重要改革——正式开放小商品市场，允许农民进城经商。
2008年，义乌小商品市场旧址公园揭幕
谢高华再摇拨浪鼓
几乎在同一时间，临近的温州市出现了创业小高潮，当地个体工商户的数量超过10万，占了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有30万温州销售员在各地奔波。到了1985年，《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题为《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肯定“温州模式”。
《解放日报》头版头条肯定“温州模式”
在全国范围内，肯定非公有制市场经济的地位，是在1999年的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才宣告完成的。但在浙江，1985年“温州模式”被正式提出时，实际上就已经宣告了这一点。
改革开放40年，浙江对中国的首要贡献不是培育了多少名震全国的“浙商”，而是用诸如“第一张个体工商执照”“第一个专业商品市场”“率先允许农民进城经商”等一个又一个制度上的创新，摸索出了改革的道路。
02
浙江改革的第二大贡献是将发展权还给民众。
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四个沿海省份，都是改革开放经济增长最迅猛的地区，浙江可说是它们中条件最差的一个：浙江自古有“七山两水一分田”之称，可耕地面积和人均自然资源都是全国倒数第三，也没有政策倾斜。
此外，浙江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江苏、山东、广东都是由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但浙江却是先由温州、义乌等土地狭小、交通不便、文化素质相对低下、历史发展的积淀严重不足的欠发达地区闯出先进经验，再带动发达地区前进，并最终走到了全国前列。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浙江改革的本质是一次人的解放。大家印象中的浙江人体态瘦小，嗓门不大，说着混杂而奇怪的方言，但改革开放40年间，关于他们纵横四海、放手搏命的大胆故事则数不胜数，几乎没有哪个地区可以相比。
温州人章华妹是全国首位个体工商户主
浙商是浙江最宝贵的资源，从他们身上你可以感受到民众对于发展的强烈渴望，正是这种渴望帮助他们完成了脱贫致富的伟大长征。
03
浙江的第三大贡献，是催生了相对成熟良性的“小政府、大市场”的政经环境。
民众的力量虽强，但并不是全部，作为制度创建者和改革环境营造者的政府，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80年代，浙江政府官员推行“无为而治”，凡是有利民生的，便不做干预，让民营经济和“温州模式”得以生根发芽。
1990年代，浙江政府转变为“适度有为”，对之前不加约束、乱象渐生的民营经济制定出了规范，定下了方向。
1999年，温州商人在杭州集中烧毁劣质皮鞋
宣传“信用温州、品牌强市”
近十年，浙江各级政府更进一步，开始打造“有限、有为、有效”的服务型政府，让民众和市场发挥主导作用。
比如，浙江省财政厅和阿里巴巴成立了一家专做政府采购的公司，叫政采云，不仅解决浙江省内的政务需求，还准备面向全国，做成标准化的政府采购平台。
又比如，杭州市政府和海康威视、大华技术进行深度合作，成为全国“科技强警”的典范城市；杭州市还大力推进“四张清单一张网”，承诺“最多跑一次”，大幅提升了政务服务质量。
如果再往上追溯，我们会发现这种造福于民的思维在浙江是源远流长的。
1927年，出身于湖州商人家庭的张静江，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大力支持浙赣铁路的建设。两年后，张静江又主持举办首届“西湖博览会”，以会展推动城建，使杭州的各项建设全盘更新，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
这就是浙江人流淌在血液里的文化传承，也是改革开放40年，浙江能始终屹立潮头的根本所在。
04
今天分享的见解，案例部分是我身为浙江人的见闻和感受，更重要的观点总结，则来自一位研究浙江经济发展的专家——胡宏伟老师。
胡宏伟老师是澎湃新闻副总编辑、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研究浙商和浙江改革已有30年，被誉为“浙商研究第一人”。
他受邀来我们890新商学App上开设了一门新课——《胡宏伟的浙商30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