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了纪委，还要设立监委？(2)
2018年2月25日上午，4辆大巴驶入中央纪委机关大院。对车上102名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的转隶干部来说，脱下“检察蓝”、转战“新战场”只有不到半个小时的车程；但对于党和国家反腐败事业来说，这一步却意义深远。
进一家门、成一家人、说一家话、干一家事。“纪委监委合署办公重中之重是职能、人员、工作的深度融合，是‘形’的重塑、‘神’的重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干部大会上强调。按照人岗相适原则，转隶干部被充实到中央纪委机关各部门，与原有干部混合编成。
“这是一次质的飞跃！”谈起一年来的感受，无论是原来的纪检监察干部还是转隶干部都纷纷表示，“现在力量收拢凝聚在一起，既查违纪问题，又查职务违法、职务犯罪问题，查办案件力度明显加大，效率显著提高”。
“现在进行宣判……”2018年3月7日上午，福建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第一法庭，随着审判长手中的法槌落下，泉港闽运出租车有限公司原财务负责人林某某犯挪用公款罪、贪污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零6个月。这是福建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组建挂牌后，审判机关审结的首起职务犯罪案件。
监委成立前，纪检监察机关的调查结果不能作为证据直接用于司法审判。问题线索移交后，检察机关必须重新立案侦查、重新取证、重新制作笔录。改革后，监委被赋予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调查权，并与纪委合署办公，执纪审查和依法调查可以同时启动、同步进行。监察机关依法收集的证据材料，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办案效率大大提升。
合署办公后的纪委监委，一套人马、双重职责，有力地解决改革前职务犯罪多头调查、重复劳动问题，使监察机关调查、检察机关起诉与审判机关审判三者“协作更高效，制衡更有力”，反腐败的铁拳攥得更紧、威力更大。
——纪法贯通、法法衔接，推进反腐败工作法治化、规范化
“蒋兆岗跑了之后，我的心理压力太大了，20天瘦了10多斤，头发一下子就白了。”负责“失踪”校长蒋兆岗受贿、滥用职权案件的云南省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审查室办案人员表示。
2018年5月31日凌晨，昆明城市之光公寓。几名“云豹”突击队员安静迅速地从12层顶层滑下，破窗而入310房间。此时，房间内胡子拉碴、散发异味的蒋兆岗正躺在床上，毫无睡意地说了句：“你们终于来了。”作为全国首起应监委要求发出A级通缉令的主角，逃匿20天的西南林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蒋兆岗如释重负。
2019年5月31日，西南林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蒋兆岗被抓获归案。反腐专题片《激浊扬清在云南》视频截图 来源：云南省纪委监委网站
“依法应当留置的被调查人如果在逃，监察机关可以决定在本行政区域内通缉，由公安机关发布通缉令，追捕归案......”改革后，监察法条文中涉及监察机关权限的共有28个“可以”，“决定通缉权力”就是其中的重要一项。这项“利器”为提高此案办理效率提供了强大助力。
蒋兆岗潜逃后，云南省纪委监委抽调骨干力量组建专案组，发挥人员转隶融合的互补优势，充分利用监察法赋予监委的各项措施权力，向云南省公安厅依法出具《云南省监察委员会决定通缉通知书》。通缉令形成的强大震慑力，监委的坚决态度和霹雳手段，使得蒋兆岗在潜逃20天后即被抓捕。
这是落实纪法贯通、法法衔接原则的一个缩影。从在宪法修正案中确立监察委员会作为国家机构的法律地位、制定监察法；到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权限手段，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同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各负其责、协同配合、无缝对接，纪法衔接更顺畅更有效，反腐败斗争法治化、规范化不断推进。
——遏增量、减存量，保持和强化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从源头上遏制腐败蔓延势头。
发现、提醒、教育、纠正，防止党员干部小错酿成大错、小问题变成大问题。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认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有效运用“四种形态”，转变以办大案要案论英雄的政绩观，强化日常监督，有力助推监督执纪由“惩治极少数”向“管住大多数”拓展，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正逐步形成。
数据最有说服力。2018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68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15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3.8万件，处分62.1万人，均创纪律检查机关恢复重建40年来的最高值。在高压震慑下，全国共有2.7万名党员干部主动交代了违纪违法问题，包括艾文礼、王铁等中管干部在内的5000余名党员干部主动投案。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加强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构建了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促进了机构、职能、人员的全面融合；建立了纪法贯通、法法衔接的工作机制；保持和强化了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强化了纪检监察机关自我监督。”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主任马森述说。
攥指成拳，重拳出击。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加强，反腐败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持续保持的反腐败高压态势让我们坚定了营造海晏河清、朗朗乾坤政治生态的信心。
“从表及里、形神合一”
——制度优势正在加速转化为治理效能
国家监委成立一年多来的N个“第一”，生动展现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把制度优势成功转化为了治理效能。
2018年3月3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对陕西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冯新柱的“党纪政务处分”决定，这是国家监委成立后第一次给予中管干部政务处分。
2018年4月1日，国家监委向贵州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副省长王晓光发出了编号为“国监留字[2018]110001号”的《留置决定书》。王晓光是国家监委成立后第一个被采取留置措施的中管干部。
2019年1月11日，，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的会场上，新增了13张特殊的红色名牌，他们是应邀列席会议的13位特约监察员。这在中央纪委全会历史上还是首次。国家监委建立了特约监察员制度，优选聘请50名特约监察员，展现以开放姿态主动接受外部监督的鲜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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