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郑宗龙：从“传传奇世界新服网奇页游新服网”到云门舞集艺术总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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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宗龙是在2002年进的云门。
他还记得自己进团第一堂课是站桩（半蹲），一站就是一个半小时。云门的练功房在铁皮屋里，他的汗就像雨一样掉，脚下很快就湿了一大片。
云门那时候蜗在台北八里的一座山坡上，郑宗龙连上山都很困难，爬一阵就会腿软。跳完舞，其他人隔天都没事，郑宗龙连着两年，每周一、三、五都去看中医，周末还要做复健。
“大家在休息看电影，我在医院拔罐、针灸、贴药、吃中药。这样日积月累，我发现我没办法了，我需要很多休息。”
四年后，郑宗龙不得不退团。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真正爱上了舞蹈，牵筋动骨。离团那天，郑宗龙躲在排练场哭了一个下午。
回想起这一段，郑宗龙鼻子一酸，眼里蓄泪，，语调也哽咽起来。他说自己纯粹是想到了分离，“任何分离都是难受的，那时候我和舞蹈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郑宗龙没抱怨，也没后悔年轻时不懂事把身体搞垮了。他是不太后悔的人，过去了就过去了。
跳不了舞，又不想回去继承家业，郑宗龙在外面租了一个小房子，月租八千新台币，靠商业演出为生。
每晚，他都和好友在社区大楼的健身房里编舞，一个月只要接一单就能生活一个多月。也有碰钉子的时候，遇到演出商刁难，可能连车马费都拿不到就被打发走了。最穷的时候，身上只剩不到一百块新台币。
林怀民知道郑宗龙想编舞，又没钱，干脆邀他当司机，随时把这位后生带在身边。
郑宗龙跟着林怀民看演出，看着他每天开会、改稿、接电话、和人聊天的模样，从早忙到晚，滚动个不停，“原来他是这样生活的。”
当司机那一两年，郑宗龙发现，这才是修行的开始。最让他受触动的是林怀民的家，没有任何多余的修饰，三面墙都是书和CD，“我好像看到了宝藏，很想知道书里都藏了什么。”
林怀民对古典音乐有很深的钻研，笑侃巴赫在家里住了二十多年。几乎是一夜之间，郑宗龙决定放掉张学友、周杰伦，改听莫扎特、贝多芬。
“突然在一个瞬间就把以往的人生否定掉了。”郑宗龙渐渐明白，编舞不能只靠天赋，还要有丰厚的积累支撑，对美术、音乐、舞蹈、历史有种种了解，“我只是觉得我好像空空的、疯疯的，只是一个会玩的大男孩，墙上那些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想要吸收。”
如果林怀民没拉一把，郑宗龙感慨，他的人生可能会完全不一样，“我可能会沉沦苦海，或者变成一个专门接演唱会的导演，但我心里还是有创作的欲望，想抒发。”
舞蹈之路上，云门两位艺术总监都向郑宗龙伸出过援手，然而两人对他的影响完全不同，“林老师是严师，不能开玩笑的，曼菲老师是温暖的朋友，是会把手伸到你面前的那种。”
2006年，郑宗龙30岁。这一年，不管是他还是云门，都发生了太多故事。
1月，云门2最有天赋的编舞伍国柱去世；3月，云门2艺术总监罗曼菲离世，郑宗龙在德国参加编舞大赛，靠双人舞《狄德贝许》拿下铜牌，却再没有机会带给恩师看；4月，郑宗龙受邀担任云门2特约编舞。
早年的郑宗龙就是一个穷开心的大男孩，没有太多滴滴答答的负担，经历了这么些事，他的心理开始微妙起来，“感受变多了。”
也是这一年10月，郑宗龙奔赴印度流浪。
编舞后，郑宗龙发现自己要和很多人说话，但对要说什么没有概念，茫然之际，他申请了云门的“流浪者计划”资助，理由是“找自己”。没想到竟然过了。
林怀民支持年轻人走出自己的生活，去看世界。第一季，郑宗龙申请了日本，林怀民说你去日本只会觉得自己很穷，他才改了印度。没做任何旅行计划，他背着包单枪匹马到了印度，一口气走了24个城市，走到泰姬陵时，他哭了。
“我终于靠自己的力量绕了一圈，这两个月是扎扎实实的两个月。”印度之行对郑宗龙刺激很大，富丽堂皇的酒店旁边就是乞丐，天堂和地狱交织，让他想起了台北的艋舺，也让他卸下长久以来的盔甲，练习与自己对话。
2012年的纽约之行又是截然不同的体验。
这一年，郑宗龙获亚洲文化协会奖助赴纽约研习半年。他像当地人一样生活，像海绵一样吸收，在奇怪的剧院里看一些奇怪的演出，“和在印度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印度就像丛林，有不同欲望的撕扯，纽约是一个结构，是一个清清楚楚的结构。”
在纽约，郑宗龙编出了《一个蓝色的地方》，六个全身黑衣的女舞者放下头发，做着一些奇怪的动作。
“那段时间有点烦，有点忧郁，有一个晚上睡不着，我跑到天台吹风，希望整理一下思绪。天快要亮的一刹那，漏进了一点光，天空慢慢从黑色过渡到蓝色，我突然忘记烦恼，获得了平静，希望把失眠的烦人思绪用舞蹈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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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台后，郑宗龙被林怀民升为云门2的助理艺术总监，两年后，又升为艺术总监。这是罗曼菲病逝后，云门2成立十五年来，第一次出现接棒的“新面孔”。
“可能是我编舞编得还不错吧。”郑宗龙淡淡地解释。
时间往前倒推，自2006年担任云门2特约编舞，郑宗龙几乎每年都在“春斗”推出新作：从《变》（2008）、《墙》（2009）、《裂》（2010）、《在路上》（2011）、《一个蓝色的地方》（2012）、《杜连魁》（2014）到《来》（2015），命题既抽象又具象，既个人却也普遍。
郑宗龙的创作不像林怀民那样满是家国情怀，他没有传统包袱，没有历史的紧张和内敛，反而更像发掘他的另一位恩师罗曼菲，情感恣意得多。
郑宗龙早年的作品都是跟着feel（感觉）走，2015年的《来》算是转折点——这部舞蹈以万华的庙会阵头、乩童起乩的动作画面，和张狂多彩的庙宇特色为创作来源——他开始尝试回溯自身文化，探究台湾本土的信仰与沿革，直至《十三声》达到高潮。
“他变得越来越勇敢、诚实，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开始寻找身为一个台湾创作者的宗旨，为何要编舞？”担任《十三声》声音指导的蔡柏璋认为，郑宗龙的创作脉络近年来逐渐回到自己的家乡，可以预见他将迈向成熟期。
为《十三声》配乐的林强则认为，“他在创作上一直要求突破自己的惯性，从前喜欢用古典乐或西方当代音乐，肢体表现上也受西方舞蹈家影响，《十三声》则是从万华的人生百态出发，从自己的生命经验里去找，让成长过程成为创作养分。”
林怀民常说，郑宗龙有一样东西是他这一辈子都没有而且很羡慕的，就是街头的旺盛的活力，那种活力有时候甚至很野，而郑宗龙有趣的地方在于，能把野化成美。
他很高兴郑宗龙一步一步把自己走回了万华，而布拉瑞扬（台湾编舞家）也终于回到了台东，“每个人都需要回家。这是台湾的一个奇怪宿命，我们总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们只会向往远方。这两个编舞都去过欧美，见识过了，然后他们回家了。这是一个文化信心的问题。”
外界都觉得郑宗龙成熟了，郑宗龙很明白，他还在找“自己是什么”。
在云门四年，他跟着林怀民受过中国最传统的武术和太极训练，他从小练玛莎·葛兰姆技术，喜欢皮娜·鲍什的舞蹈剧场，看到威廉·福赛斯会惊叹“芭蕾可以这样生动”，看到伊利·基利安的舞蹈会眼眶发红……
“我就会问自己，我想要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每一位编舞大家行走于世，都有独树一帜的风格，郑宗龙不怕承认，现在的自己还在探索，风格还未定型，远没有到可以整理的阶段。
每一次编舞，他依然害怕面对创作的过程，有种不能言说的感觉，介于悲伤和喜悦之间。
害怕什么呢？比如，“我到底要做一杯美式咖啡，还是要做一杯拿铁，结果做出来是焦糖玛奇朵，这中间到底怎么了？我想炒一盘菜，奇怪怎么炒成了三杯鸡，材料和顺序发生了什么事？”
“简单说，你的想象和你的能力、你做的事是否达成一致，这些需要时间和经验累积。我只想让自己的手和心连在一起，但我现在纵使有连接的地方，内心最深处还是没法给自己盖章。”
郑宗龙说，自己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别人认可不行，一定要自己认可自己。这大概是所有有追求的创作者最难以言说的苦恼。
也有被他认可的舞蹈，比如《有一个蓝色的地方》《在路上》。他发现，他认可的作品都是自己最放松的时候编出来的，目的性太强就不行。
“《十三声》是委约作品，我的目的就是找万华，哪天放松了说不定万华会来找我。有一天你不想要什么，它真的出现的时候才是真的，可是你不经过这个探索过程，它就不会蹦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