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盗墓者才配叫“摸金校尉”？
从“淘沙官”到掘陵“厌胜”
两宋时期，盗墓行为已为时人深恶痛绝。宋人编著的文言小说《太平广记》中记载了许多关于盗墓的故事，但大多以盗墓者掘陵后遭鬼魂索命而暴死为结局。然而在靖康之难后，宋室南迁，刘豫的伪齐政权却公然设置了专司盗墓的官职“淘沙官”。
伪齐政权的统治者刘豫原为知济南府，金兵南下时献城投降，于宋绍兴二年(1128年)受封为“大齐皇帝”，实为金人扶持的傀儡政权。刘豫所设的“淘沙官”是中国盗墓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官方盗墓机构”(曹操设的“摸金校尉”属于军方机构)。关于他设此职的动机，《大金国志》中记载是因为“西京士兵卖玉注椀与三路都统，(刘)豫疑非民间物，勘鞠之，知得于山陵中”，于是任命刘从善为“河南淘沙官”，谷俊为“汴京淘沙官”，前者负责“发山陵及金人发不尽棺中水银等物”。后者“发民间埋窖及无主坟墓中物”。可见“淘沙官”的职位名称前虽被冠以地名，但两者实则不以地域为划分，而是以墓葬类别分职，不同等级的陵墓都被作为发掘的对象。
《宋史》记载，自刘豫设“淘沙官”后，“两京冢墓发掘殆尽”。伪齐政权这种由政府主导，有专门的官员负责的盗墓行为在历史上极为罕见，其性质与东汉时曹操所设的“摸金校尉”相似，主要是为了取财。不过在史上成规模的盗墓事件中，盗墓者的动机除了取财与政治复仇，还有种动机是带有迷信色彩的“厌胜”(用法术诅咒或祈祷以达到制胜所厌恶的人、物或魔怪的目的)，，这一类盗墓行为在明末农民战争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
明代的民变中，“尽掘其先人冢墓”成为暴动者对统治阶层发泄仇恨的一种普遍方式。崇祯年间，农民军头目张献忠对曾率军围剿过他的明臣杨嗣昌恨之入骨，后来张献忠攻陷了杨嗣昌的老家武陵时，杨嗣昌已死，不能释怀的张献忠便“发其七世祖墓，焚嗣昌夫妇柩，断其尸见血”。此外，同时期还发生过首府周延儒的祖墓被暴动民众挖掘、明王妃冢遭盗发等事例，这种掘墓泄愤的现象在晚明民变的史料中尤其多见，其中流传最广的便是李自成与崇祯皇帝互挖祖坟的传说。
明太祖朱元璋原为凤阳人士，凤阳的皇家陵墓中安葬着他的父母及兄嫂、侄儿的遗骨，陵园区外有城垣，内有护所、祭祀设施，陵前竖起高大的皇陵碑和成双成对的石像生。后来明皇室虽迁至北京，但对凤阳的皇陵历来保护有加。1635年，李自成攻克凤阳后，下令“焚皇陵”，继而引起天下震动。李自成此举的动机一方面固然是出于政治报复式的泄愤，另一方面则是当时的农民军将领们笃信风水之说，认为焚毁凤阳皇陵可以破坏明王朝的国运，达到“厌胜”的效果。所以在“焚皇陵”后，农民军竟因此“势大炽”“声势益张”，士气空前振奋。明王朝则与之相反，北京朝廷因李自成在凤阳的一把火而陷入恐慌和沮丧的情绪中，崇祯皇帝闻讯后，身着素服哭祭太庙，并将“渎职”的漕运都御使杨一鹏斩首。到崇祯十四年(1641年)，对李自成耿耿于怀的崇祯皇帝以彼之道还之彼身，派明将汪乔年“发(李)自成先冢”。巧合的是，李自成于1644年攻破北京城，逼得崇祯皇帝自缢，灭亡了大明朝。但李自成在北京屁股还没坐稳，很快又被吴三桂引来的清军击败，仓皇撤离北京，并于次年败死于九宫山。于是民间很快便有李自成与崇祯皇帝互相挖祖坟，互坏风水的传说，大致是说明朝之所以灭亡是因李自成挖了凤阳皇陵，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覆灭也是因为李氏祖坟被崇祯派人给掘了，将两个政权崩溃的原因归结为挖祖坟。这种传说只可能是后人对掘墓“厌胜”之说的一种附会。
其实相信掘墓能“厌胜”的并非只有李自成，在清廷与南明朝廷的战争中，清军定远大将军济度率军攻打明将郑成功部，进占漳州后，济度“尽发郑氏墓”，想以此诅咒郑家军。在整个清代的战争中，这种发掘敌方墓冢的野蛮行为很常见，无论是求财、复仇或“厌胜”，军事集团的盗墓行为在古代史中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
东陵遗恨
清东陵墓葬分布图，清东陵的15座陵寝按照“居中为尊”、“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传统观念设计排列
民国成立后，中国虽已在名义上走出帝制，但新兴掌权者们的身上依然弥漫着旧时代的气息。20世纪20年代的军阀混战终于再次应验了“乱世起，盗墓昌”的规律。1928年7月，距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宣布北伐完成才刚过一个月，一宗由军人集团主导的盗墓大案震惊了全国。遭劫的是埋葬清朝皇室的东陵，主使军阀孙殿英从此被冠以“东陵大盗”之头衔。此时离清王朝灭亡尚不足20载。
清东陵位于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西北30公里处，自顺治十八年(1661年)开始修建，前后历时247年，陆续建成大小15座陵园。东陵埋葬着清朝的5位皇帝、15位皇后、136位妃嫔、3位阿哥、2位公主共161人，晚清时期的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死后也安葬于此。实际上东陵被盗劫并非到民国才发生，早在1900年庚子国难时期，八国联军就对东陵进行过洗劫和破坏。此外，担任护陵大臣的清室贵族毓彭也利用职务之便监守自盗，导致许多陵寝中的随葬珍宝被盗卖到市场上。当然，东陵遭遇最严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次盗掘，是民国年间军阀孙殿英策划的一起集团武装盗墓行动。
孙殿英早年出身行伍，北伐战争前夕被奉系军阀张宗昌收编为直鲁联军第35师，北伐开始后，孙殿英奉命率部与国民党的北伐军多次交战，但败多胜少，一路向北溃退，最终于1928年改旗易帜，被国民政府收编。当时北洋政权濒临崩溃，国民政府的影响又还没完全建立，整个河北地区盗匪四起，秩序大乱。在这段破而未立、青黄不接的混乱时期里，如同一座宝库的清东陵无疑成为令军阀与土匪武装垂涎三尺的肥肉。早在1928年6月，奉系军阀集团第28军岳兆麟部的马福田团占据马兰峪后，就滋生了盗掘东陵之心。此时，孙殿英的部队驻扎于马伸桥，据东陵仅有10公里左右，同样想盗墓的他立即以剿匪为名，于7月2日夜下令下属的第8师师长率一团兵力攻击马福田部。两个盗墓集团进行了一轮厮杀后，马福田战败西逃，孙殿英部成功控制了东陵。7月3日，“在孙殿英直接指挥下，谎称进行军事演习，驱逐守陵人员，切断交通道路。又于深夜用炸药炸开裕陵与定东陵墓门，官兵蜂拥而入，破棺掠尸，将能够抢夺的珍宝洗劫一空”。
裕陵与定东陵分别是乾隆皇帝与慈禧太后的陵寝，也是东陵盗墓案中遭洗劫最严重的两座陵墓。乾隆生前自称为“十全老人”，没想到身后却落得陵墓被盗，死无全尸的结局。据《世载堂杂忆》载，乾隆帝陵遭洗劫后，他的遗骸“下颏已碎为二，检验吏审而合之。上下齿本共三十六，体干高伟，骨皆紫黑色，股及脊犹黏有皮肉。……大体虽具，腰肋不甚全，又缺左胫，其余手指足趾诸零骸，竟无从觅”。而该书记载慈禧墓被盗的过程则更为具体，孙殿英的部队剖棺时，“西太后面貌如生，手指长白毛寸余。有兵士大呼，速以枪杆横置棺上，防僵尸起而伤人……西太后口中所含大珠一颗，亦放白光。玉枕长尺余，放绿光。其他珠宝，堆积棺中无算。大者由官长取去，小者各兵士阴纳衣袋中。众意犹未足，复移动西太后尸体，左右转侧，悉取布满棺底之珠宝以去……”东陵在遭孙殿英盗发后，又有“土匪继入拾遗”，无数珍宝被洗劫一空，损失不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