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二十载 问天不停歇

　　将6艘载人飞船、5艘无人飞船和2个空间实验室顺利送入太空；护航11名中国航天员、14人次完成太空之旅——

　　筑梦太空，问鼎九天。长征五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北斗全球组网进入冲刺期、嫦娥翩然落月背、空间实验室完成服役返回……过去一年多，我国航天事业发展步履铿锵、硕果累累。1999年11月20日清晨，神舟一号飞船发射，我国载人航天大幕徐徐开启。转眼20年，作为我国载人航天器研制设计工作的主力军，神舟团队书写了一项又一项骄人成绩：将6艘载人飞船、5艘无人飞船和2个空间实验室顺利送入太空；护航11名中国航天员、14人次完成太空之旅，最长在轨时间达30天；实现太空出舱、交会对接、太空授课……而这支优秀的团队，平均年龄仅有33岁，他们将自己的热血青春与祖国发展同频共振，时刻以冲锋的姿态，托举起中华民族的载人航天梦。

　　——编者

　　岁末年初，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载人航天总体部的大楼里，神舟团队的科研工作者们步履匆匆。

　　去年7月，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完成任务、顺利返回，神舟团队又立刻投入到下一项研发任务中。20多年来，神舟团队将6艘载人飞船、2个空间实验室成功送入太空；护航多位航天员完成太空之旅；完成太空出舱、交会对接、组合体飞行等任务……这张骄人的成绩单背后，是科研团队长达几十年的科研攻关。

　　向未知领域，探路！

　　　“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每一点航天领域的科技进步，都是人类向着浩渺星空迈进了一步”，年过八旬的陈祖贵老先生，向记者讲起了我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往事犹如卷起的画卷，徐徐展开……

　　“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这首诗描写了中国人探索宇宙的梦想，从那个时候开始，飞天梦就深埋在了中华民族的血脉里。

　　1999年，发生了三件大事：新中国成立50周年、澳门归回、神舟飞天。一时间，人们探索宇宙的热情被再次点燃。“‘神一’的意义，我认为比‘神五’更大。”回首过往，神舟号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院士颇有感触，他说，在神舟五号飞船载着航天员杨利伟安全返航的时候，他却想去看看“神一”回收的地方。

　　“那是在多么艰难的条件下干出来的事业！”戚院士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就有了第一代返回式卫星——“曙光一号”的研制计划。“受制于计算机技术水平，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国载人航天事业仍进展不大。我们想自主研发星载计算机芯片，推动载人航天事业快速发展，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成功了。”陈祖贵说。

　　硬件做了出来，软件编写成了难题。在一次星—地对接仿真实验中，团队发现卫星姿态数据明显异常。“当时没有相关软件，很难定位问题源，团队压力特别大。”队员们没日没夜工作在实验室里，累了就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饿了就随便吃一点。经过反复排查，最终发现不是软件问题，而是芯片上的一个存储单元坏了。

　　就是在这种艰苦条件下，陈老带领团队先后攻克了计算机控制卫星姿态的控制系统研制，掌握了卫星全姿态捕获技术、卫星应急控制器技术等。后来在神舟科研攻关期间，他们还成功研制出我国载人飞船GNC系统，并成功应用于9艘神舟飞船。

　　1992年，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那时候，没有实验场地和设备，可谓困难重重。”戚院士说，只有把地面试验做充分，才能确保成功，这就要求必须建立完善的科研基地。

　　“飞船研制要用到哪些设备，这些设备如何研制？这个挑战一点也不比研制飞船本身小。”戚院士说，那时候，航天五院边设计、边出图、边建设，在北京建成了采用AIT一体化设计思想建成的总装厂房、亚洲最大的真空罐和电磁兼容实验室以及振动台……

　　载人航天总体部总设计师杨宏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儿”，一参加工作就赶上“神舟”立项。“起步阶段，我们对整个载人航天系统的认知都不到位。”他记得自己曾经在一次地面检测中，“烧”坏过4台设备。“因为电路设计、电源器件的研制，都需要在实验中一点点摸索。”

　　早期研发阶段，团队也曾向国际同行寻求帮助。“但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陈祖贵回忆，很多所谓的“核心”技术，只不过是从公开发表的文章里抄下来的。

　　团队没有气馁。“就拿海上回收来说，5200公里的海域，我们没有依托于航母的海上救生技术，海上回收成了巨大的难题。”杨宏说，为此，团队研发了海上定点回收技术，确保海上迫降后航天员能顺利上岸。

　　“为了研发海上定点回收技术，我们不知编写了多少程序、做了多少实验、测试了多少数据。”杨宏感慨。

　　航天员安全，守护！

　　　“要时刻问自己，敢不敢坐自己研发的飞船”

　　“5，4，3，2，1，点火！起飞！”这串口令，每一个神舟人都烂熟于心。每个数字代表着不同任务指令，要不假思索、形成惯性动作。“500秒内，发出100多条指令，决不能出现任何差池。”杨宏说。

　　“航天产品可靠性为0.97，因为要保障人的安全，载人航天的失败率必须控制在3‰以内。两个要求同时满足，故障率必须在三十万分之一以内。换句话说，每天发一次，30年都不能出问题。”对此，戚院士对团队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时刻问自己，敢不敢坐自己研发的飞船？”

　　要保障安全性，就必须用上所有的可靠性措施。“从起飞到把飞船送到预定轨道，有8种故障救生模式。在飞船入轨之后，还有180多种故障对策。实际上，在大约70万条计算机程序中，30%是应付正常飞行的，70%用于应付故障。”戚院士介绍。

　　从“神一”发射至今，团队创造了“0失误”和回收“10环打靶”的优异成绩，但“一次成功不代表次次成功，这次成功不代表下次成功。我们时常告诫自己，每一次都必须‘从零开始’。”杨宏告诉记者。

　　在神舟三号发射前，飞船已经进入靶场时，团队却发现一个电连接器出现障碍。“必须返厂做失效性分析。”杨宏回忆，返厂后发现，电连接器本身有设计缺陷，要重新设计，但同样的元器件在飞船上用了77个，重新设计生产需要三个月。

　　“坚决不能让有哪怕一丝缺陷的飞船上天！”指挥部当即决定，暂停发射计划，全员撤场。杨宏作为当时的主任设计师，受到了处分，这也成为杨宏职业生涯中最痛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