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放电影的好闺女”到“放电影的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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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记者 王胜昔

  “从20世纪70年代起,我就在农村放电影。刚开始,乡亲们叫我‘放电影的好闺女’;后来,孩子们叫我‘放电影的好妈妈’;现在,大家都叫我‘放电影的老太太’。在我当放映员的20年里,共为观众放映13000多场电影。在当站长和经理的23年里,共组织放映故事片、科教片14万多场次,观众达上亿人次。”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电影公司党支部书记郭建华说,“我今年66岁,是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一个老兵,我的人生,就是用一部一部电影摞起来的。”

  1976年,郭建华成为开封县电影公司的一名农村放映员。从此,她人生的一切都和电影息息相关。

  1978年,电影《烈火中永生》刚在农村热映,大家都翘首以盼。乡亲们见到郭建华就问:啥时去俺村放映呀?当时郭建华已怀孕7个月,但为了让乡亲们尽早看上这部电影,每天晚上要去3个村放6场电影。放到第18个晚上,第二场电影没放完,郭建华就疼痛难忍,倒在放映机旁。乡亲们用板车把郭建华拉回家,孩子早产了。接生医生哭着说,孩子不行了,抱出去扔了吧!丈夫一把把孩子搂到怀里,说啥也不撒手,两个小时后,孩子的眼皮微微动了一下,总算缓过劲来。丈夫喜极而泣,说:“你放映的电影主题曲叫《红梅赞》,孩子就叫红梅吧。”

  二女儿出生时是1982年,当时郭建华在乡下放戏曲电影《包青天》。电影还差一本胶片没放,她就被送到医院,一个小时后,二女儿出生了。因为这部电影有句唱词“雪里梅花耐霜寒”,郭建华就给她取名叫雪梅。

  20世纪90年代,农村电影放映市场走下坡路,不少电影公司相继关门倒闭。县电影公司前任经理辞职了,上级决定聘郭建华任公司经理。这是个谁都不愿干的差事。她苦思冥想了9天,总算想明白了:电影市场红火的时候,自己就是一名放映员,电影市场不景气的时候,也不能当逃兵啊。关键时刻,共产党员得有个责任,有个担当。在郭建华的带领下,濒临倒闭的县电影公司又重新启动了。这一年,大家心里都铆足了劲,电影公司收入由原来的不足4万元上升到了20万元。

  “这么多年,苦过,累过,痛过,但我为农民放好电影的信念一天也没有改变过。只要是一坐在放映场上,机器一转,我就随着剧情和观众一块儿落泪、一块儿欢呼、一块儿鼓掌,也就忘记了什么是苦、什么是累。”郭建华说,,作为一名老电影人,她爱电影,爱乡亲们,爱农村,就想守好农村电影这块阵地,为乡亲们做点实事。

  村里看电影缺少场所,她带领职工反复试验,研制出了“春雨”牌流动电影放映棚,并获得了国家专利;在放映电影前,她在各村镇广场组织盘鼓队,扇子舞、广场舞等活动,既吸引了农民观影,又增进了邻里和谐。“经常有人问我,农村电影市场缺乏吸引力怎么办?我采取的是‘按需放映’‘菜单式点映’,农村老人多,喜欢看戏,我就经常给他们放《包青天》,老百姓看多少遍都不烦;群众想了解法律知识,我就给他们放《农村防诈骗常识》;农民想学科学技术,我就给他们放《无籽西瓜》等科教片。”郭建华说。

  开封祥符区盛产花生,为了让乡亲获得更好的收成,在郭建华建议下,河南影视集团改变传统的拍摄手法,拍摄了科教片《咱家花生好收成》,影片有演员、有故事、有情节,让农民在欢声笑语中学到了先进种植技术。如今,祥符区50万亩花生不仅通过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还上了国际航班,成为飞机上的休闲小食品。

  如今,她初心不改,依然坚持在基层放映第一线。“电影是我的生命,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银幕高高地挂起来,让群众文化活动火起来,让父老乡亲们乐起来,让精神文明传播开来。”郭建华说,只要乡亲们喜欢看,她情愿当一辈子乡村放映员。

  《光明日报》( 2019年06月24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