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放电影的好闺女”到“放电影的老太太”

　　光明日报记者 王胜昔

　　“从20世纪70年代起，我就在农村放电影。刚开始，乡亲们叫我‘放电影的好闺女’；后来，孩子们叫我‘放电影的好妈妈’；现在，大家都叫我‘放电影的老太太’。在我当放映员的20年里，共为观众放映13000多场电影。在当站长和经理的23年里，共组织放映故事片、科教片14万多场次，观众达上亿人次。”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电影公司党支部书记郭建华说，“我今年66岁，是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一个老兵，我的人生，就是用一部一部电影摞起来的。”

　　1976年，郭建华成为开封县电影公司的一名农村放映员。从此，她人生的一切都和电影息息相关。

　　1978年，电影《烈火中永生》刚在农村热映，大家都翘首以盼。乡亲们见到郭建华就问：啥时去俺村放映呀？当时郭建华已怀孕7个月，但为了让乡亲们尽早看上这部电影，每天晚上要去3个村放6场电影。放到第18个晚上，第二场电影没放完，郭建华就疼痛难忍，倒在放映机旁。乡亲们用板车把郭建华拉回家，孩子早产了。接生医生哭着说，孩子不行了，抱出去扔了吧！丈夫一把把孩子搂到怀里，说啥也不撒手，两个小时后，孩子的眼皮微微动了一下，总算缓过劲来。丈夫喜极而泣，说：“你放映的电影主题曲叫《红梅赞》，孩子就叫红梅吧。”

　　二女儿出生时是1982年，当时郭建华在乡下放戏曲电影《包青天》。电影还差一本胶片没放，她就被送到医院，一个小时后，二女儿出生了。因为这部电影有句唱词“雪里梅花耐霜寒”，郭建华就给她取名叫雪梅。

　　20世纪90年代，农村电影放映市场走下坡路，不少电影公司相继关门倒闭。县电影公司前任经理辞职了，上级决定聘郭建华任公司经理。这是个谁都不愿干的差事。她苦思冥想了9天，总算想明白了：电影市场红火的时候，自己就是一名放映员，电影市场不景气的时候，也不能当逃兵啊。关键时刻，共产党员得有个责任，有个担当。在郭建华的带领下，濒临倒闭的县电影公司又重新启动了。这一年，大家心里都铆足了劲，电影公司收入由原来的不足4万元上升到了20万元。

　　“这么多年，苦过，累过，痛过，但我为农民放好电影的信念一天也没有改变过。只要是一坐在放映场上，机器一转，我就随着剧情和观众一块儿落泪、一块儿欢呼、一块儿鼓掌，也就忘记了什么是苦、什么是累。”郭建华说，，作为一名老电影人，她爱电影，爱乡亲们，爱农村，就想守好农村电影这块阵地，为乡亲们做点实事。

　　村里看电影缺少场所，她带领职工反复试验，研制出了“春雨”牌流动电影放映棚，并获得了国家专利；在放映电影前，她在各村镇广场组织盘鼓队，扇子舞、广场舞等活动，既吸引了农民观影，又增进了邻里和谐。“经常有人问我，农村电影市场缺乏吸引力怎么办？我采取的是‘按需放映’‘菜单式点映’，农村老人多，喜欢看戏，我就经常给他们放《包青天》，老百姓看多少遍都不烦；群众想了解法律知识，我就给他们放《农村防诈骗常识》；农民想学科学技术，我就给他们放《无籽西瓜》等科教片。”郭建华说。

　　开封祥符区盛产花生，为了让乡亲获得更好的收成，在郭建华建议下，河南影视集团改变传统的拍摄手法，拍摄了科教片《咱家花生好收成》，影片有演员、有故事、有情节，让农民在欢声笑语中学到了先进种植技术。如今，祥符区50万亩花生不仅通过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还上了国际航班，成为飞机上的休闲小食品。

　　如今，她初心不改，依然坚持在基层放映第一线。“电影是我的生命，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银幕高高地挂起来，让群众文化活动火起来，让父老乡亲们乐起来，让精神文明传播开来。”郭建华说，只要乡亲们喜欢看，她情愿当一辈子乡村放映员。

　　《光明日报》（ 2019年06月24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