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精神现象学》｜灰色之上的灰色：黑格尔的影子戏剧(2)
黑格尔如此强烈地强调这一新生国家的早衰，暂且不论他声称在其中确然寻得的古怪细节，我们可以停下来考虑这里发挥作用的奇怪的时间性。哲学的任务是用来标示当下之日的年代错位。在这种意义上，“现实化”（Verwirklichung）不过意味着使存在之物失效，重新激活、再展演（reenactment）那过去之物被阻挠的未来。“现实化”因此精准地表达了虚拟（the virtual）的压迫力：它使历史朝向被封锁的可能性之“不再”（no longer），转向未抵达的持续性之“尚未”（not yet）。而刻薄的解读是视虚拟化为堕入抽象：回退到尚未实现的潜能，撤回安然埋葬理想的安全区。众多周知，黑格尔这类最糟的“现实性剥夺”（Entwirklichung）将被马克思谴责。另一种宽容的解读兴许会试图在这种模态和时间的错综迂回中辨别出一种弥赛亚结构，它是“过去之中的希望”。到了1820年，黑格尔将思考下述悖论（马克思让这一悖论广为人知，当然也以黑格尔为代价）：德国是唯一未有经受自身的独有革命就遭遇复辟的国家，德国只不过在葬礼那天间接地、一次性地体验了自由。【19】弥撒亚在它抵达之日方才姗姗来迟，德国在降生之前就垂垂老矣。【20】《法哲学原理》揭示了马克思俏皮话中透露的卡夫卡式深度。这可能差不多是对黑格尔的一种颠覆性洞见：“似乎它一无所获……”
尽管黑格尔对后革命政治的状况令人不安地沉默着，精神现象学并不完全否认历史介入的必要性。黑格尔的沉默可被听成那新降生的世纪带来的呼吸，喑哑的，婴孩般的，毗邻的过往那夭折的可能性既使其窒息又赋予其呼吸。【21】黑格尔恢复了浪漫主义的奠基性（inaugural）逻辑：在时间毁灭性的实在之中，宽恕是新开端的必要条件，历史的循环关闭了。伦理（Sittlichkeit）的任务一贯是将每一次的“发生”（Geschehen）转变为一种成就：在意识的辅助下“打断”自然生成物的即时性，进而将偶然性事件转变为一种结果，一种产品，已做之事及已完成之物；或者说历史（Geschichte）本身将被制定（Getanes）并确认为一种人工制品，一种教化产物（PhG §452）。因此，伦理领域与美的领域是共存的：它契合对艺术品的独特界定。城邦的任务是展演，使公共性与永恒性彰显，它是从自然到历史，从事件到业绩的过渡，从而得以在自然生成的偶然性中揭示历史性的人性之发生。宽恕的任务则恰恰相反：它将制成品转为正在发生的事情，将正在发生的转化为未有发生的——一桩本无必要发生的事件。它撤销已做（Tat）之事，且做或重做那未做（Un-tat）之事。
借激活错失的时机，它不仅回忆起未能成功发生之事，还从僵化了的稳定事实中释放出一种崭新的未来。它重新审视了罪（Untat）。在它的否定性中，精神证明自己是“绝对的主人”（黑格尔谈论的只是死亡驱力的破坏性能量吗？）：“[精神在其绝对自身确定性中]乃是凌驾于一切行动和一切现实之上的主宰，能够抛弃它们并且能使它们根本不发生。”【22】（alle Tat und Wirklichkeit abwerfen und ungeschehen machen,PhG §667）。历史恢复为非历史（Ungeschichte）与未发生（Ungeschehen），美转化为绝对不美。黑格尔很快就朝本雅明关于“发生之事的弥赛亚中止”的想法靠拢，这是一种扼住历史运动进程的革命性停顿。
虽然黑格尔在这个停顿中明确指出了一种人性与神性之间的和解，他并不是在谈论共同体的神圣化。如果这个事件具有从无创有（creatio ex nihilo）的根本新颖性，他在此奠基性时刻所揭示之物更接近“解创造”（de-creation）——对现实的取消或拆除，将任何现在都不可想象的可能性释放出来。破碎的主体不再能将自我定位为自身或世界的创造性起源。因此精神暂停了劳作，不再将人类历史定义为生产与自我再生产的手工艺历史。世界停止将自身呈现为一面镜子，原本我可以从中辨识出自身活动的对象化印记。我和这一想象的剧本决裂，而投身于一去不复回的“完全外化”（PhG §671）【23】。它并非以活生生的形式这一慰藉性的棱镜重新创造过去，在后者那里旁观者从美的形式中得到快慰，正如在它的造物面前的上帝那样。创伤性主体遭遇了历史的断壁残垣，他的介入只能经由毁灭性的变形达成。最终，回溯性地塑造“格式塔序列”经验的主体，也不过同时陷入这一序列中一个被定义的形态。《精神现象学》并非一部教育小说。这是理解黑格尔声名狼藉的“艺术终结”宣称的一种方式。哲学并未通过将美的形式转录入概念之优美劳作而超越艺术。哲学纪念的正是这一工程的无效性，思考的任务是标记这一脆弱的时刻，在那一刻，不可预见之物遭遇了无法追忆之物，草图（sketch）【24】遭遇到了废墟。绝对知识是浪漫主义将自身带入了极限。“宽恕”（forgiveness）担负着浪漫主义的天才非美学性的命运，它并不试图装饰这一命运。
在这一非美学性中仍存在着美学的残余——最低限度的消极性美学，它在白板的贫瘠的虚构中解释着自身。在《精神现象学》的最末段落，黑格尔上演了一幕彻底剥夺了继承的遗产并且自我剥夺的戏剧。当精神为了一个“崭新的存在”一笔勾销往事，精神脱离开它自身的过去，并宣称它“至高的自由与担保”。它因此回退到知识的零度，回退到类似康德式的，由“似乎”（as if）的虚拟语气规定的佯装的失忆时刻：“精神在这里必须无拘束地从这种新的精神形态的直接性重新开始，并再次从直接性开始成长壮大起来，仿佛一切过去的东西对于它来说都已经丧失净尽，而且似乎它从以前各个精神的经验中什么都也没有学习到。”（als ob alles Vorhergehende für ihn verloren wre und er aus der Erfahrung der frühern Geister nichts gelernt htte，PhG §808）文章接下来是一则拜物教式否定的经典公式：“回忆（Erinnerung）把经验保存下来了，并且回忆是内在本质，而且事实上是实体的更高的形式。”【25】一切都没有丢失，或者更确切地说，丢失本身正在被重新塑造为一种精神的收获，因为重新激活或“重新开始”的只是精神自身未被标记的，精确地说是不可标记的开端，它是从自然到历史存在不可重复的过渡——自由那创伤性的起源。
遗忘与回忆/纪念的行为并非两相对立，这里遗忘反倒被证明是纪念的最基本成就——遗忘将记忆本身带入超越其起源的那一点。忘记，也即撤销过去，使一切“未发生”，这正是要记住这一切发生之前的那一刻，即使只以想象性和替代性的方式，它通过重新开始来消除命运的无情：如此去行动似乎我们可以重新来过，似乎我们可以抛弃逝去者世世代代的遗产，似乎我们可以拒绝文化演替的哀悼行为，似乎我们可以摆脱我们的继承物，改写我们的起源，似乎每一刻，即便是那些长期消失的时刻，也可能成为一个全新的开端——前所未有的，未经排演的，不为人知的。【26】这就是弗洛伊德将重复与死亡驱力联系在一起的原因：重复的强制驱力表达了对无生命存在乃至最终的非存在之渴望，这是回到开端之前的时刻的欲望——返回的目的并不在于复归，而是重新来过，以另一种方式行动。重复的愿望基本上是对差异的渴望。这就是拉康强调死亡驱力和升华之间联系的原因。唯有遭遇死亡方能为崭新的开端勾销旧账：每一种创造都是从无创有。通过消解我们发现的世界，我们方能楔入时间秩序之中。唯有重复才有开端，唯有重复开端才有重复本身，唯有对泯灭之物的戏剧性重演才有行动。这一虚构之中蕴含着绝对理念的革命性承诺，同时是它的诡计，它的伪善，它的无限的取消。
绝对理念在两个边缘上摧毁了历史。即使向事件的导火点跃进，历史依然深陷自然生成（natural becoming）的短暂性。历史同时向两种极端推进：顷刻衰败的自然历史，以及钟摆停止的停滞不前，世界出乎意料地重新开始。这一悖论是庞贝古城式的：宽恕既是对神话瞬间的凝结，又是对凝固之物的消融。无常（Vergnglichkeitheit），通常被黑格尔污名化为不可复原的毁灭之标记——父亲克洛诺斯贪婪的政权，帝国无情地摇摇欲坠，功绩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历史哲学》中，跟从沃尔涅【27】的启示，黑格尔召唤出历史坍圮的景象：帝国雄伟废墟的全景，招致民众“最深刻、最绝望的悲伤”，它似乎未带来任何慰藉性的结果。【28】黑格尔在这里嘲笑浪漫主义对废墟（它是浪漫主义碎片的另一版本）的迷恋，他认为这一迷恋是对枯燥的自然历程的非哲学式回应：它是一种怀旧情结，将历史简化为代际的乏味循环。在时间的空洞连续体面前，它催生了一种舒适的怠惰。黑格尔说，历史全面开始于宙斯战败父亲克洛诺斯，通过封冻住短暂的欲望，得以制止自然的毁灭性循环。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将历史判定为政治历史：它是生产或教化的历史，它致力于制造终极的“道德产品”——国家。【29】历史由奥林匹亚的抑制与自我对象化所定义——时间凝结为城邦纪念碑、雕像，法规及国家的稳定机构。传统是奴隶拖延时日的产物：它向后代人传递了经验那并不可食用的果实。哲学继续讲述这个故事，就像（《一千零一夜》中的）谢赫拉莎德【30】，她通过回忆的夜间仪式，持续地阻止死亡；回忆服务于无限推迟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