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农变态传世新服网村自杀的潮起潮落？(6)
在57例年轻妇女自杀个案中，有10例是发生在农忙时节的类似案例。在这些案例中，男子在外边跟人玩耍、给人帮忙等是一种得到普遍认可的行为，是讲宗族兄弟情义、增进宗族感情的行为，而整天“粘老婆”、“怕老婆”的人，则被村落所不齿。当妇女从人群中拽回男子的时候，男子会感受到巨大压力而不会听从，反而会对妇女动粗以维护尊严。因此在这里，男子的权力有着大家庭、家族和宗族的支撑，而妇女要将男子拉到小家庭里，实际上是在与宗族进行争夺男子的拉锯战，此时的她还无法完全战胜宗族。
就妇女在小家庭中的话语权和决定权而言，虽然有所增加，但依然没有超越男子的权力和撼动男子主导家庭的地位。妇女增加的权力主要表现在妇女作为执行者有了角色上的行动权和建议权。另外，妇女权力和地位的上升，还表现在敢于用话语和声音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不再像过去那样忍气吞声。但是，在涉及家庭重要决策和开支时，一般由男子决定。在57个案例中，有近16例年轻妇女自杀是由于夫妻俩在家庭决策方面的争执且以妇女败落引发的。妇女话语权和决定权还没有超越男子的另一个表现是，妇女还不能约束男子的越轨行为。调查案例中，有近7例年轻妇女自杀是因丈夫婚外情引发的。
归结起来，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年轻妇女在夫妻关系中的地位与权力，有以下几个特点：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力有显著上升，表现为角色的行动权和建议权，但未超越男子；夫妻关系的重要性显著增加，但未超越父子关系、宗族关系而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夫妻关系及其权力关系的演变过程，其实质是妇女将男子拉进小家庭的过程。这个过程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一直拉锯到90年代中后期，妇女最终在2000年以后将男子完全拉进小家庭，夫妻关系由此成为家庭最重要的关系，在家庭内部实现平权。
（四）结构与价值变动的错位搭配与农村年轻妇女自杀
综上所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一代妇女具有较为现代的价值观，并且随着其在家庭、宗族的地位与权力的提升，妇女在这个时候有着强烈的实现价值目标的期许。但是，妇女所处的家庭结构及其地位与权力结构，却并未给予她完全实现价值目标的支撑。即是说，妇女的地位与权力有所上升，但尚未上升到足以实现其价值期许的程度。这样，作为一个群体的妇女的价值目标就与变动不够充分的家庭结构形成错位搭配。错位搭配的严重后果是造成年轻妇女的自杀。假设妇女的价值观念仍处在传统的状态，她们就不会有强烈的价值期许及实现价值期许的冲动，即便家庭结构和权力结构没有变动，也不致造成“结构—价值”的错位；假设妇女在家庭和村落的结构性位置和权力一点都没有提升，即便她们有着现代价值，也不会有要求实现价值观念的意志和举动，而是继续服膺社会结构的既定安排，因此也不会有错位搭配。正是因为妇女的价值观已经变化与其结构性地位和权力变动不充分的错位搭配，使得新一代妇女的价值目标与变动的社会结构之间产生了巨大张力。在家庭内部，这种张力就表现为年轻妇女与代表传统家庭（宗族）结构和权力的公婆及丈夫的紧张关系。
通俗地讲，在婆（翁）媳关系中新一代妇女敢于同婆婆顶嘴与不能实现顶嘴的效果之间的张力，造成了年轻妇女的自杀。“敢于同婆婆吵嘴”体现的是年轻妇女的地位与权力的提升，“顶嘴的效果”便是她们的价值目标，而该“效果”之所以不能实现，则是妇女在家庭结构中的地位与权力无法支撑其价值期许，由此形塑价值目标与结构现实的张力。也就是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对于现代价值目标的增长，年轻妇女的结构性位置和权力则提升较慢，家庭（宗族）结构和权力结构变动较慢，使得其价值目标与实际实现程度之间的张力剧烈。张力愈大，年轻妇女愈容易自杀。
案例2：1986年，茶村年轻媳妇张某有两个儿子，一个两岁，一个九个月大。在这年“双抢”抢收谷子的时候，嫌公婆没照顾好她的两个孩子，遂与公婆吵嘴。当时已经分家，公公婆婆也要干活，“不干活没饭吃”，所以公婆也不示弱，不但没有向媳妇认错，还讲自己不带孙子的理由，与媳妇对着干。这就引起媳妇更大的不满，于是一直纠缠不休。原来，这一大家十分贫穷，张某一家四口、老人的另三个儿子、两女儿与老人住同一幢房屋。家里生产工具少，农用的时候谁都想自己先用，为此全家经常发生争执。这次为带小孩子吵架，婆媳谁也不让步，吵架越来越凶。张某觉得自己有理，受了很大的委屈，但是丈夫却没有明显站在自己一边，为此与丈夫发生口角，一直寻死觅活。家里人怕出事，就将农药藏了起来。村里妇女都来劝架，三次将其从自杀边缘劝下来，终无济于事。便有人去隔壁村把她娘家母亲叫过来，跟媳妇讲道理。晚上六七点，她娘刚回去，媳妇就上吊自杀了。
这是一例典型的年轻妇女自杀个案。作为新一代妇女的张某，当然地认为公婆应该为自己带小孩，这样就能轻松地为小家庭干活，却没顾及大家庭也要有人干活的事实。当其预期没有实现的时候，她就与公婆据理力争，以此实现预期。没想到却遭到了公婆的反驳，由此发生争吵。张某没有实现预期，“气”就越大，委屈感、挫折感就越强烈。于是希图寻求丈夫的支持，无奈丈夫并不明确支持她，使其在与公婆的角力中处于“劣势”，这与她的预期差距更大，才有了“寻死觅活”，使家庭氛围十分紧张。家里人藏起了农药，村民三番五次劝解、娘家人来安抚，也不能阻止她最终走向自杀之路，足见张某的预期之强与实现预期之难，及二者所形成的张力之大。
所以，自杀是年轻妇女在价值目标与结构不支持的张力中做出的一种决绝的抗争行为。无论是威胁式自杀，还是报复式自杀，都可以看作是新一代妇女在现代价值目标的支撑下，在其已有的地位与权力无法实现价值目标的情况下，对家庭和宗族权力结构的反抗。
五 南方农村自杀潮中的老年人自杀
（一）农村老年人自杀概况
老年人包括老年妇女与老年男子，两者自杀的内在逻辑基本一致。本文共搜集40例老年人自杀个案，其中老年妇女自杀25例，老年男子自杀15例。老年人自杀的主要诱因是代际矛盾，又与媳妇的矛盾为主。在年代上，70年代0例，80年代9例，90年代26例，2000年以后5例，表明老年人的自杀主要发生在90年代。丧失理论认为，老年人自杀是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丧失社会地位、健康、角色、价值观、亲属关系而成为弱势群体的结果（颜廷静，2003）。但是4个村却呈现出不同的经验，一方面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年人并非弱势群体，他们还拥有相当的地位和威信，只是其地位与威信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老年人还坚守着强烈的传统价值目标。90％的老年人自杀是老年人的这种价值观在遭遇年轻人（媳妇、儿子或女儿）的挑战（不重视、故意对抗、蔑视、奚落、冷落），而又无法救济时做出的决绝行为。老年人的自杀大部分属于激愤式自杀。激愤式自杀是一种情绪冲动之下的后果，即“一气之下就喝药（上吊）了”。“一气之下”说明自杀者在自杀前心中有“气”，是由于对期待落空的失落，或是由对底线被突破时的愤怒引发的，在没有其他救济渠道时，只能选择自杀来排解心。
（二）农村老年人自杀的价值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