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农变态传世新服网村自杀的潮起潮落？(8)
第二，家庭结构由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蜕变。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土地改革，以土地均分的形式分到个人，而不是以户为单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的分家。分家的直接结果是以一对夫妻和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小家庭越来越多，传统的主干家庭减少。小家庭不仅经济上独立，而且在家庭事务上越来越摆脱父母的干预。老年人作为大家庭的当家人和利益代表，逐渐被小家庭孤立。20世纪80年代以后，老年人从之前的决策者角色向咨询者角色转变，到90年代中后期，小家庭事务基本上不再知会老年人。
第三，老年人不掌握家庭财产且经济上依赖年轻人。财产权是家庭里的重要权力，要主导家庭事务就必须主导家庭财产权。传统农村，老年人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掌握着家庭的“地契”，从而掌握了家庭的命脉。分田到户之后，土地承包到个人，老年人不再掌握分家后儿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这批老年人的壮年时期是在集体时渡过的，他们在进入老年之前并没有创造和积累大量的私人财富，分田到户之后他们就没有掌握多少财产，因而无法通过财产来约制年轻人。
第三，年轻人地位和权力的提升。年轻人在家庭里的地位与权力随着小家庭及其经济上的独立而逐渐确立。并且，农村社会对权威、地位的认可与尊崇也从之前的年龄、辈分、道德标准转向了良好的教育、社会关系或赚钱能力，也就使得农村的权威对象从老年人转向年轻人，老年人权威衰弱。
第五，儿子在三角关系中的偏离、中立与倒戈。在家庭内部，老年人地位与权力的最主要象征是儿子对他们的遵从与服膺，只要儿子向着他们，他们在家庭里就有足够的威望，尤其在婆媳关系中占优势。儿子是老年人寄托一切的载体，包括权力与地位。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期之前，儿子偏向父母，婆（翁）媳关系重心因而倾向老年人；中期以后儿子逐渐明着是中立，暗着是站在媳妇一边；到90年代以后公开站在媳妇一边，婆媳关系重心倒向年轻妇女。儿子在三角关系中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婆（翁）媳关系的重心，因此由婆（翁）媳关系诱致的老年人自杀中总会有一个由婆（翁）媳矛盾向亲子矛盾转化的过程，即只有在儿子倒戈后老人才会自杀。
（四）结构与价值变动的错位搭配与农村老年人自杀
显然，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年人而言，他们的传统价值观虽有松动，但内核未变，而相对于价值观的变动，村落社会结构与家庭结构的变动速度却较快，由此造成老年人的地位与权力迅速下降。这一错位构成一对矛盾：较强的传统价值目标得不到变动的社会结构的支持，或者说较低的地位与权力无法实现较高的价值目标。传统价值目标越高，地位与权力下降越快，矛盾冲突就越大，就越容易造成老年人的自杀。请看下面的案例：
案例5：1983年茶村六十多岁的柯老先生与二儿子柯汉生发生冲突后喝药自杀。柯老先生在旧社会上过师范学校，新中国成立后积极进步，从1961年开始一直在生产队和大队任职。柯老先生从不利用干部身份为家里谋好处，数次他都把招工指标让给了村里其他人。二儿子柯汉生为此对父亲深怀不满。柯汉生在结婚之前经常跟村里其他年轻人打赌，“看谁敢当面骂自己的父亲”，他有当面骂父亲的想法但没敢骂。1982年分田单干以后，柯老先生又调回生产队当队长。结婚分家之后，二儿子对父亲的不满才渐渐表达出来，抱怨声越来越频繁。1983年农历八月，正值红薯成熟季节。柯汉生岳母家的两头猪跑到柯家湾子里吃了人家的红薯，主家把猪打死了。柯汉生的岳母来湾子里扯皮。柯汉生和岳母一起与对方吵架。柯老先生出来调解。后来有人传言，说柯汉生跟岳母站在一边，骂自己的父亲，怪父亲调解不对，要将他父亲打死。柯老先生听后暴跳如雷。第二天早上五六点钟，天还没有亮，柯老先生与老伴、另两个儿子来到二儿子家里。柯老先生双手紧紧地掐着二儿子的脖子，说要把他掐死，柯汉生掰不过父亲，就用脚踹了父亲一脚。其他几个儿子帮着父亲打了柯汉生，后来经人拉开，柯老先生才气急败坏地回了家。柯老先生回家之后，数次说要死给二儿子看。三儿子、四儿子也怂恿父亲到二儿子家上吊。于是父子三人又到柯汉生家闹了一阵，没有上吊成，柯汉生仍没悔改之意。柯老先生更为气恼，再次回去之后就喝药自杀了。柯老先生的自杀震动了整个宗族。他所在宗族房头的房头长召集房头内的成年男子到柯汉生家问罪，指责他不孝、将父亲逼死，扬言要将他整倒。从此之后，柯汉生在村子里就低头做人。每次与人吵嘴，对方一提起这件事，他就没了底气。
这是一例典型的由亲子矛盾导致的老年人自杀。柯老先生是旧社会成长并受过传统教育的农村文化人，在大队和宗族内享有威望，其传统的长幼有序、尊卑有差的价值观较为深厚，容不得儿子对自己有不敬之意。与之相对的是，以柯汉生为代表的年轻人的地位与权力开始生长，这可以从他们“当面骂父亲”的打赌中窥见端倪。当柯汉生结婚分家后，他对父亲的不满就不再遮遮掩掩了，这显示出执掌小家庭的他地位的上升。在打猪事件中，作为儿子的柯汉生竟然敢“骂”父亲，这对于深受传统孝悌观念熏陶的柯老先生来说是耻辱，因此表现得“暴跳如雷”并率领另两个儿子去问罪。柯老先生本想正本清源，没料到却遭受了更大的打击——二儿子竟然还敢反抗，并踹了他一脚，这是柯老先生“气急败坏”的原因。在兴师问罪没有得到满意结果后，柯老先生就想以死来整肃二儿子、维护自己的尊严，其他儿子也支持父亲的想法。这是柯老先生的传统价值观念在遭受二儿子的第二次粗暴践踏之后，做出的一个合情合理的举动——因为在另两个儿子都帮衬自己的情况下（实力、权力增加），二儿子依然桀骜不驯，也就没有其他办法维护作为“父亲”的尊严了，只有死这条路。这次“上吊”是威胁。然而，纵然以死相胁，二儿子依旧毫不屈服，这使得柯老先生激愤到了极点，也使得支持其生命存在的价值体系彻底崩溃，只有自杀了。
在这则案例中，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就老年人的价值目标而言，儿子骂父亲是大逆不道，打父亲更是忤逆不尊，在众人面前不向父亲认错反而反抗，更是对父亲的尊严、面子和价值底线的突破；第二，就地位与权力而言，二儿子很早就开始有独立性，结婚分家后更独立于大家庭，更有反对父亲的资本，纵使大家庭其他成员站在父亲一边，也压服不了他，甚至敢于当着众人的面踹父亲，父亲以在他家上吊相威胁也不能使他屈服，足见此时老年人与年轻人在地位与权力上形成的悬殊；第三，就宗族房头角色而言，在整个纠纷中间，宗族权威都没有积极出场，柯老先生也没有主动向宗族寻求救济，宗族房头只是在事后扮演着被动的角色，即无法在事件中作为支持柯老先生的结构力量而存在。总之，柯老先生还有着很强大的传统价值期许，但他在家庭和村落社会中的地位与权力却迅速下降，变动的家庭结构与村落社会结构无法支撑他的价值目标。在这种矛盾下，柯老先生不是放弃或降低他的价值目标，反而是以自杀来守护它。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老年人的自杀，概与此如出一辙。
六 结论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