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农变态传世新服网村自杀的潮起潮落？(7)
八九十年代自杀的那一批老年人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都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的20～40年代，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成长起来（表11）。他们成长时主要受农村传统价值观念的熏陶，尽管经历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新思想改造，传统思想较有所减弱，但仍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当他们进入老年之后，传统价值观念必然影响他们与子代的关系实践。
从4个村的调研来看，老年人的价值目标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关于生命意义的本体性价值，一种是规范家庭生活与家庭关系的一般价值目标。本体性价值是回答“活着为什么”的问题的一套观念体系，是赋予一个人的有限生命以无限意义的价值目标（贺雪峰，2009）。传宗接代、延续香火是农民的本体性价值，他们通过传宗接代把个体有限的生命寓于血脉传递的无限意义当中。“生儿子”对于农民及其家庭而言尤其重要，因为只有生儿子才能使宗族的血脉传递下去，传宗接代才有可能。因此，农民对儿子就有很强烈的价值寄托和伦理期待。在家庭生活和关系层面，农民对儿子的价值寄托和伦理期待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最基本的是孝敬父母，体现了传统儒家关于“孝”的思想；第二，尊重父母、听父母的话，维护父母的权威和尊严；第三，遵守传统对父母的一系列礼仪礼节，尤其是在重要节日里的基本礼节。在4个村的经验中，就第一点而言，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子代都遵守得较好，基本上没有不孝敬老人、不养老的现象。在第二点上，开始有所松动，子代不听从父辈的教导，跟父辈顶嘴，甚至争吵的现象屡见不鲜。至于第三点，有些家庭的子代开始不顾及传统的礼仪礼节，在年节时期不再按照传统规矩“孝敬”老人。
然而，当时的老年人却在很大程度上坚守着上述价值目标。这些期待不仅仅是一般性的行为规则，往往还关乎老年人对自己“一辈子是否活得值得”的基本判断。当子代践行上述行为期待时，老年人就觉得一辈子没有白活，觉得为儿子所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当儿子没有按上述价值期许行为时，老年人就会有价值失落感，会深感活着没有意义，进而否定自己的生命价值。
在40例老年人自杀案例中，除了7例是由夫妻矛盾和邻里矛盾引起的外，其余都是由代际矛盾引发的。其中，因为子代没有做好第三点期待而导致的老年人自杀共有6例，这中间有5例是发生在80年代，1例发生在90年代；5例是发生在端午节，1例是在中秋节。下面的案例具有典型性：
案例3：1985年，茶村一位60多岁的婆婆为端午节吃包子自杀。当年，婆媳没有分家，媳妇与婆婆有间隙，常常闹小矛盾。平常媳妇对婆婆就不好，自己吃好的，给差的、“拐的”给婆婆吃。婆婆忍气吞声，不过多计较，日子还能过得下去。五月初五这天一大早，媳妇就从街上买了包子送到娘家母亲那边去了，婆婆看在眼里。但是，婆婆等了一天，也没见媳妇拿一个包子给自己。婆婆一气之下就服毒自杀了。
案例4：1989年，茶村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在端午节因大儿子没买鱼肉而自杀。老太太有4个儿子，2个姑娘，自己个性很要强，当老公的家，将子女一个个带大。老太太的大儿子是个残疾人，靠手艺在街上挣生活，赚了不少钱，那时在镇上就有三栋房子，两个店铺。但是此人虽然富裕了，却很节俭，平常抽烟只抽最差的，家里吃豆腐干子就是最好的菜。这年端午节，老太太去镇上大儿子家过节，大儿子家弄了豆腐招待她，而没有她所期待的鱼肉，这使老太太很生气。于是跟大儿子吵了起来，说辛苦养儿不中用，过节都不孝敬老人，自己一辈子的苦白受了。大儿子争辩说，我自己都只吃豆腐，我是个残疾人，有三个小孩读书，生病了还要花钱。母亲一气之下，回家喝药了。
其他案例大同小异。在南方农村一直保留着端午节、中秋节，儿子媳妇给老年人送包子、粽子和鱼肉的习俗，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对于老年人而言，子代忽略日常生活中的礼仪礼节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重要节庆的礼节是不容忽视的。在这些重要礼节方面，若父母没有得到预期的待遇，不仅觉得没有尊严和面子，“别人在节日都吃好的，自己儿子媳妇什么都不给”，并且可能会产生生命意义的幻灭感，觉得“活着没意思”，老人很容易因激愤而自杀。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老年人对子代礼仪礼节方面的期待看淡，老年人的激愤情绪变弱，这方面的自杀也就减少（仅1例）。
第二个价值目标是对子代在日常生活中的期待，由其引发的自杀主要出现在1990年前后数年，即自杀潮的峰值上。说明此时，一方面老年人这方面的价值目标依然强烈，另一方面年轻人越来越不理会这些预期，由此产生摩擦。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老年人这方面的价值目标减弱，代际摩擦减少，自杀也就减少。因第一个价值目标引发的老年人自杀较少，共不过2例，皆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子代不养老的情况，老年人因无依无靠而自杀。
总之，在八九十年代，老年人对子代还有较强的传统价值期待，年轻人则开始敢于不按老年人的期待行为，由此产生代际矛盾。但是并不能因此说老年人的自杀是代际之间价值冲突的结果，因为如果仅是价值冲突所致，那为什么不是年轻人自杀或者老年人不强求年轻人满足自己的预期？这就涉及老年人实现价值目标的结构性限制——老年人的地位与权力。
（三）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结构性背景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老年人在村落和家体内部的地位与权力的下降，老年人不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与地位，以及宗族、家庭结构内的等级权力。
第一，宗族碎片化使老年人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撑。传统宗族结构在新中国历次运动中遭受了重创，其等级结构与权力结构以及秩序机制被打碎，分田到户后虽然有所“复兴”，但已经碎片化，丧失了以前的组织结构与权力。在针对具体的家庭事务上，宗族的干涉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没有正当性。所以在家事纠纷中，宗族一般不再轻易介入。这样，老年人就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撑，其权力与地位随之下降。具体到代际纠纷中，宗族的权威性难以介入，即便有也不会直接偏向老年人。